弥渡民歌——多民族文化合力的结晶
来源:大理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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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弥渡民歌具有庞大的系统,是多民族文化“合力”的产物。文化是人本身生活的各个方面,是一个群体社会以及整个民族所具有的行为,思想和生活方式。可以说,弥渡民歌是一个多元文化复合的系统,是多种文化的汇合和凝聚,其主要的是以古滇的“河蛮文化”、“僰人文化”、“哀牢文化”、“爨人文化”融汇消失后形成的“南诏文化”为基石,融汇中原的长江文化,黄河文化后发展起来的,具有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。弥渡很早就有汉民族迁入定居,他们是秦汉时置吏带来的随员、士兵、役夫,因“数岁道不通,罢饿离湿”而不得不“便服从俗”的人员,以及重利而“窃出”的商贾,避乱逃荒流入的奴隶、农夫、逃亡人员。他们不断地融入当地的土著之中,与弥渡的先民一道共同开发弥渡。盛唐时期,南诏的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,就使得不断地大量地吸收消化汉文化成为可能。《云南志·蛮夷风俗》载:“语言音白蛮最正,蒙舍蛮次之,诸部落不如也。但名物或与汉不同,及四声讹重,大事多不以面言,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,以此取定,谓之行诺。”这说明在南诏尚未统一洱海区域之前,汉语已作为相互间的共同交际语。随着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以及统一文字、族称的出现,以汉语为基础,吸收原居住民族的一些基本词汇,成为统一的多民族语言——民家语。“民家语,当为藏缅语与汉语之混合语,且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为汉语成分。”罗常培先生如是说。
    天宝年间南唐之间的两次战争中,作为南诏腹地的弥渡,吸纳了流落在大理地区的十几万内地汉族士卒的大多数,同时也吸纳了大和三年(公元829年),南诏从成都掳掠而回的“子女百工数万人”中的一部分,这些人与弥渡人融合后不断创造着,融汇着,交流着,发展着弥渡民歌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。
    外来文化不断渗入、融合,就很容易形成弥渡民歌构成的多元态势和丰富性。白子国存续了几百年,南诏政权存在了几百年的深厚土壤,使其大量吸收外来文化,外地文化并使其地方化、民族化、本土化有了主观条件。南诏时期,弥渡居民中的主要成分——僰和汉,其本身的汉文化因素已经够多了。“其蛮,丈夫一切披毡。其余衣服略与汉同”;“凡人家所居,皆依傍四山,上栋下宇,悉与汉同”;“人死后,三日内殡埋,依汉法为墓”;“改年即用建寅之月,其余节日,粗与汉同,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。”(唐·樊卓《云南志》)这充分说明了弥渡当地习俗与汉没有太大差异。
    弥渡密祉文盛街是滇藏茶马古道上重要的枢纽驿站之一,是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动脉,通过文盛街的茶马古道,东可连接中原,北可以达西域,西可到印度,南经印度支那半岛通海洋,沿线都是我国民族文化最富集的地区。因此,弥渡民歌所体现的是自然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各个层面相互作用,形成不同的表现形式,虽然弥渡民歌是地区性的文化,但他包罗万象,其中有历史的、地域的、时代的、民族的,同时也包含着进步、落后、至哲、愚昧等多种文化因素和成分。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弥渡民歌最具价值的内容之一。弥渡民歌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,就因为它是许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。弥渡民歌的发展过程,就是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碰撞的过程,是自我调整、更新、转化,最终产生的智慧之果。

发表日期:2011-11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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